1950年，汤恩伯51岁，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，可他的自保意识还是非常薄弱。 年初，汤恩伯私自登上飞机，准备逃往日本。结果，这件事让蒋介石知道了。 委员长很生气。 对汤恩伯丢失上海的不满以及对他执意为陈仪求情的怨恨，让蒋介石勃然大怒。他立即派遣军警，将汤恩伯从飞机上强拉下来，怒斥道： “汤恩伯是有大过的人，还想到日本去治病，让他就地医治吧。” 于是，汤恩伯逃日的梦想破碎。 然而，汤恩伯在台湾权柄尽失，出卖陈仪的罪业，又让他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，整日恍恍惚惚，病情愈发严重，眼看着就要一命呜呼了。 听闻汤恩伯命不久矣，蒋介石勉强同意放他离开。 然而，在日本东京做手术时，汤恩伯虽然上了麻药，却哀嚎不止，极为痛苦。 没过多久，汤恩伯暴死在手术台上。 得知汤恩伯暴亡日本，蒋介石很“难过”。他追赠汤恩伯为陆军“上将”，还出席了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公祭。 生前闹得不可开交，死后恩怨一笔勾销。这是蒋介石对待跟随他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将领的一贯做法。 然而一个月后，出席国民党高级干部培训班的蒋介石，却在讲话中说道： “汤恩伯当时能够在上海保卫战中牺牲的话，那将是何等的荣耀。我想他死的时候一定非常后悔。” 在民国，素有“蒋家天下陈家党，孔宋财团浙江军”的说法。所谓“浙江军”，就是蒋介石最为宠信的三位浙江籍将领。出身于浙江青田县的陈诚，浙江浦江县的胡宗南，以及浙江武义县的汤恩伯。 那么，蒋介石为何要如此对待汤恩伯呢？ 汤恩伯，原名汤克勤。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，为了纪念陈仪的慷慨资助，改名为汤恩伯。当时，汤恩伯跪倒在陈仪面前，涕泗横流地说： 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陈老也。学生愿拜您为恩师，生死与共。” 然而24年后，陈仪奉劝汤恩伯弃暗投明，可他却向毛人凤出卖恩师，致使陈仪被蒋介石处死，落得个卖师求荣的骂名。 要知道，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靠“贵人”提携的。而汤恩伯能够步步高升，却离不开他个人的钻研。 1928年，黄埔军校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，汤恩伯被委任为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。当时，汤恩伯独特的工作风格引起了张自忠和蒋介石的注意。 两年后，汤恩伯高升，教导师一旅旅长，成为蒋介石的嫡系。可见，汤恩伯不仅能力了得，还很有做官的天分，懂得如何取悦上级。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，执意建造个人的独裁统治，而红军和各地军阀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障碍。 对此，汤恩伯心知肚明，他在中原大战中拼死防守阎锡山、冯玉祥，而在“围剿”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时，汤恩伯则大开杀戒，抓捕苏区群众和党员两三千人，集中处死。 因此，汤恩伯的仕途扶摇直上。毕竟，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，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。对于奴才相十足的汤恩伯，蒋介石是十分欣赏的。 事实上，汤恩伯从不会放弃在任何场所，以任何方式表达对蒋介石的忠心。 有次，国民党高级将领出席宴会，酒酣人醉时，突然有人提起蒋介石的继承人问题，众人七嘴八舌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争着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唯有汤恩伯保持清醒： “委员长政躬康泰，这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” 汤恩伯年轻时，为了吸引蒋介石的关注，经常将自己的建议写成小册子，不间断地向上递交。久而久之，蒋介石形成了依赖。一旦没有看到汤恩伯的手本呈上，便会主动询问。军统特务戴笠曾略带嫉妒地说： “汤恩伯的手本在委员长面前最为吃香，我的跟他根本没法比。” 当然，汤恩伯也很能摸透蒋介石的心思。在赴任八十九师师长后，他在军中大肆安排黄埔学生，对于保定士官及云南、贵州各地讲武堂的将领，则故意驱逐打压，不予重用。 要知道，蒋介石用人向来只有两个原则，浙江籍和黄埔学生。汤恩伯的举措自然会让他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了。 1937年，抗战爆发。汤恩伯的人生也就此发生改变，他的仕途迅速爬升。 不久后，蒋介石就将汤恩伯放在了13军军长的位置上。 很显然，这是蒋介石对汤恩伯的信任，既要他在抗战中出力迎敌，又要保全嫡系部队。 不过，汤恩伯并未让蒋介石失望。 在汤恩伯的指挥下，南口血战挡住七倍于己的日军。原本狂妄叫嚣的日寇遭到了沉重打击。 然而，汤恩伯的为人却非常残忍。 1941年，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总司令，自封“中原王”，坐镇河南。 他曾怀疑麾下的副军长对自己不忠，于是派人将他击毙，丝毫不顾及军中的影响，甚至还污蔑是共产党所为。因此，汤恩伯麾下的官兵对他极为厌恶，私下里叫他“汤屠夫”。 另一方面，汤恩伯对于长官的态度也极其不屑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对他发号施令时，屡受汤恩伯羞辱。若不是他手中无兵无权，早已对汤恩伯痛下杀手。